(一)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会后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并不看好这个后来领导中国人民改变中国历史方向，创造空前业绩的新生的党。理由是，在他看来，参与组建党的，是一些“倾向社会主义的学生”，“不懂马克思主义，缺乏社会主义实践”，“从来不曾同工人阶级有过密切的联系”。（金一南:《苦难辉煌》，北京:华艺出版社，2009年，第9页。）他似乎不了解，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爆发了近代以来第一次由学生、工人和其他群众参加的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和军阀卖国的全国规模的革命斗争，即五四运动，而最早接触和初步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先进分子，各地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党的早期组织，正是这场革命斗争的最活跃的参加者和领导者。党的成立，是五四运动的延续和必然结果。

　　为他始料所不及，这个没有一束鲜花祝贺、默默无声地建立起来的党，在自己的幼年，就通过领导和组织群众斗争的实践，显示出惊人的历史活力和异常深厚的社会根基。党成立的第二年到第三年，中国工人运动掀起高潮，罢工100多次，罢工工人30多万，运动持续13个月之久。1922年5月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第一次全国性盛会，代表110多个工会和34万有组织的工人。其间产生最大影响的，有省港海员大罢工、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开滦大罢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也呈现出从未有过的崭新局面。哪里有群众斗争，哪里就有共产党人的冲锋陷阵，哪里就有党的队伍的壮大。

　　孙中山，这位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进行历史比较，关注的重心，正是革命的群众基础问题。他对追随者说:“我们的革命运动，黄花岗、潮州之役，人数极少;镇南关之役不过200人;钦廉之役不过100余人;现在中共组织工农运动，群众一起来，动辄成千逾万;开滦罢工、‘二七’罢工规模浩大，震惊中外，其势尤不可侮!”（金一南:《苦难辉煌》，第11页。）这就是中国共产党。90年历史，在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解放事业中诞生、奋斗、成长、成熟，和最广大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成为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

　　在世界政治史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没有任何政党包括其他兄弟党，能够如中国共产党这样，在反对外敌凌辱和国内压迫者的长期的、复杂的、磨难迭起的斗争中，同自己的人民建立起如此紧密的血肉联系，能够对几代共产党人浴血奋战的经验和教训进行理论概括，提出并不断完善群众路线，在党的工人阶级性质、共产主义目标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前提下，使群众路线成为贯穿自己不同历史时期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红线，成为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本国实际相结合的最具独创性的、最伟大而富有永恒意义的成果。

　　(二)

　　历史就是这样。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付出，人类社会一天都不能存在。但是不同时代的统治者在这一基础上构建起来的权力殿堂里，达官贵人和他们豢养的辩护士，又没有一天认可人民群众和他们具有同等的社会权力。他们中绝大多数人以不同的方式，充当着一小撮特权者发财致富的工具。和剥削制度并存的，还有各种各样的政策转换、道德说教、宗教律令和政治的、哲学的宣示教导人民:对于他们来说，无休止的劳作和忍耐，贫困、饥饿、疾病、死亡是天命所定，别无选择。数千年来统治者的全部学问，从奴隶社会到资本主义时代的全部政治学，不外乎赤裸裸的恫吓、口蜜腹剑的谎言或者换汤不换药的悲天悯人和维护统治的改良措施，花样翻新地维护“唯上知与下愚不移”、“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社会秩序。这套学问，在中国历史上表现为“剿”和“抚”，在当代表现为美国当局“大棒”和“胡萝卜”、“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并存与交替。

　　描绘人民的苦难和抒发对人民的同情，曾经造就无数伟大的文学作品。全部历史又不断重演着被压迫阶级企图推翻压迫的事实。斯巴达克的奴隶解放战争沉重打击了奴隶制度。活跃于整个封建时代的农民斗争，提出了当时最具革命意义的平等思想。但是每次如火如荼反抗的结果，都只不过导致剥削制度改变形式。高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中国农民战争，无论怎样地可歌可泣和显示出英雄主义的气概，终归无力摆脱封建制度范围内王朝更替的结局。资产阶级在反封建斗争的最初年代，提出自己积极的历史要求，同时暴露出自己的怯懦和自私。农民起义和城市工人的街垒战斗，为他们争得权力和利益。当群众没有走上战场的时候，他们指责群众的落后;当群众力量强大起来的时候，他们惧怕群众;一旦窃得胜利果实，他们就给群众套上新的枷锁。不是被压迫阶级，而是昨天原来统治者中的极少数人，在血与火的战斗之后冠冕加身。于是新的压迫剥削的社会秩序，又重新开始运转。

　　过去的一切历史观，要么用观念形态的东西乃至某些杰出人物的天才头脑、喜怒哀乐和神仙鬼怪解释历史，要么完全抹杀人民群众的活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揭示出在社会生产力一定阶段产生的社会关系体系的客观规律性，科学地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及其变化。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和历史的真正创造者，群众的历史主动精神在历史创造中具有首要意义。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

　　列宁说，这种历史观，就是社会科学的别名，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年，第10页。）从这时起，历史的认识和创造，第一次被置于科学的基础之上。人类社会运转的秘密在人民群众。政治的关键在人民群众。在各种压迫、剥削人民群众的社会秩序延续数千年之后，一种关于人民群众历史地位、历史作用的崭新理论的出现，预示着人民群众成为社会和自己命运主人的时代到来的曙光。

　　对于20世纪初期那些在黑暗中苦苦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和群众一起生活、战斗、经历磨难，时刻面临为群众利益厮杀、牢狱和牺牲的党的先驱者来说，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成为崭新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理论，身边群众斗争的事实，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积淀，牺牲、挫折、胜利、探讨和争论，都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积累着走向党对群众、群众工作认识的新飞跃的元素。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对中国实际的认识的深化，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自己斗争环境的思考，对马克思主义在城市和工人阶级斗争中或是在农村和农民阶级斗争中的运用，都呈现出一种交织着探索和创造的过程。党的事业在群众斗争中发展，群众路线之为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独创性成果，已经呼之欲出。

　　(三)

　　关于群众路线，毛泽东的比较集中的表述，见于1943年《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年，第899页。）

　　共产党的工作就是群众工作。在广义上，群众路线包括若干有所区别又相互衔接渗透的不同方面。作为认识论，群众路线反映党在人民群众历史地位、历史作用以及党同群众关系问题的基本观点:唯物史观的精髓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就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有伟大的、无限的创造力，有成千上万的“诸葛亮”;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中国，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一部分，是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党的领导和人民是中国的决定性因素，相信群众、相信党是两条根本的原则;党本身无私利可图，而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是中国人民用脚踩成的，依靠群众一切困难都能克服，离开群众则一事无成;党的任务，是根据群众的需要和愿望领导群众前进，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自己解放自己。

　　作为政策前提，群众路线要求党永远面对群众的大多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和坚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各进步阶级、进步派别、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不同社会条件下的农村政策、农民政策、俘虏政策，以及区别对待资产阶级的政策、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都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创举。在国际上，党支持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支持一切社会进步事业。中国近代以来备受西方列强欺凌，主要原因是民众的无组织状态。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靠群众路线，在抗日根据地和沦陷区、前方和后方，从城市到农村，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发动和组织青壮年、妇女、儿童、老人参加全民抗战，不仅取得中国近代以来反抗侵略者的第一次伟大胜利，而且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组织程度明显提高的历史性标志。

　　作为道德规范，群众路线要求共产党人为人民的事业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是做官而是成为人民的朋友和勤务员，一切言论行动以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凡事替人民着想，时刻关注群众生产、群众利益、群众经验、群众情绪，切实解决群众的困难，给群众看得见的物质利益;每到一地，都和群众打成一片、向群众学习，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作为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群众路线包括三个基本环节。首先是“从群众中来”，眼睛向下，倾听群众的意见，通过一切可能的途径得到群众真实的意见，虚心学习与了解群众的经验、愿望和批评，以此作为党的政策的基础;接着是“集中起来”——占有材料、形成概念、抓住本质、加以提炼，确定群众经验、愿望和批评的总和，形成党的政策;然后是“回到群众中去”，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变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在群众实践中检验其正确或错误以及正确或错误的程度，再来修正、补充、提高。三个基本环节的全部秘密，都在于牢牢立足于群众，一方面不可分割，一方面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

　　这些有所区别又相互衔接渗透的不同方面，都是群众路线的组成部分并互为因果，形成完整的政治体系。

　　(四)

　　党的历史，是党领导人民同国内外敌人进行斗争、实现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历史，也是党和人民群众逐步建立和深化血肉联系、形成和完善群众路线的历史。

　　中国的国情及其变化，使党处理同人民群众的关系的难点和最具独创性的经验，经常表现在同农民和同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上。农民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可靠的同盟军和革命的主要力量。资产阶级是一个复杂的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依附帝国主义，是革命的对象。民族资产阶级则是一个动摇的、软弱的阶级。中国共产党的胜败进退，曾经一再取决于处理同这两个阶级关系的政策正确与否。

　　大革命的胜利，来自党英勇地领导大规模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这种群众斗争，成为北伐战争前进的基础和最为有声有色的篇章。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在工人运动遭到镇压以后，对工人运动持悲观消极态度，由重视无产阶级转而重视资产阶级，更加无视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的重要性。领导落后于群众，不能领导群众前进反而阻碍群众前进，自愿放弃对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不是同资产阶级的倒退进行有原则的斗争而是引导无产阶级适应资产阶级一群一党的私利，于是失败于敌人的屠刀之下。

　　共产党人掩埋了牺牲同志的尸体，从血泊中站立起来。武装斗争被确定为中国革命和重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主要形式。党的组织，在国民党统治区主要依靠工人阶级有所恢复，也在逐步掌握地下斗争的规律;越是地下斗争，越是需要坚实的群众基础。在农村，党紧紧依靠农民，重新发展和得到巩固，农民问题提上重要日程，依靠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成为中国近代以来民主革命最彻底的和得到广大农民支持的土地纲领。这一时期被称为土地革命时期，名副其实。在中央苏区和其他根据地，农民第一次分得自己所有、自己支配的土地，他们同党生死相依，自愿毁家纾难、舍生忘死地捍卫革命。党创造坚强的人民军队，学会战争的艺术和治国安民的艺术，开辟人民政权的道路。 击败远为强大的国民党政府军的多次“围剿”，是正确军事指挥和红军英勇作战的胜利，也是土地革命、党同农民血肉联系得到确立的政治优势的胜利。

　　土地革命失败于“急性病”。所谓急性病，突出表现为迷恋城市暴动，在农村则执行打击中农、消灭富农的错误政策。这同时导致排斥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错误政策。主体的错误发生在农民问题上。如毛泽东在党的七大口头政治报告中所说，“还是不要农民，不要领导权，不要中国人民最大的力量，五个指头不要四个”。（《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6年，第308—309页。）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略战争、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威胁，党的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和发动全民抗战的政策，使党再度赢得中华民族最大多数的信赖和拥戴。这里包括工人阶级的领导、工农联盟的基础，也包括对资产阶级甚至买办官僚资产阶级进行分析、对地主阶级进行区别对待的政策。

　　人民解放战争，是对国民党当局反人民战争的回答。军队作家王树增的《解放战争》（参阅王树增:《解放战争》上、下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年。），提供了人民群众真诚支持党和人民解放军的丰富史实。人民解放军山东兵团司令许世友将军，曾长期保留当时潍县人民写来的一封信，控诉国民党军屠杀百姓、抢劫财产、奸淫妇女的罪行，人民军队的英勇反击，就是“人民对自己的军队命令”。西北战场，部队缺粮。一位公公和小叔子牺牲、丈夫在前线的农村妇女，挖出坚壁在山里的仅有的十几斤谷子，连夜碾米，第二天送给部队，背上的孩子却饿死了。彭德怀将军说，人民恩德如山。佳县人民吃野菜、树叶、树皮、观音土，把所有食物——仅有的粮食、正在生长的青玉米、羊和驴，全部支援部队。一仗打完，全县很长时间看不到羊和驴，老百姓毫无怨言。东北战场，一个败下阵来的国民党军营长，被从战场边缘铺天盖地涌来的景象所震撼:牲口大车成千上万，给人民解放军送来军火弹药和大饼、窝头、大葱、猪肉，运走伤员和战利品。他如梦初醒:国民党军为什么没有希望。苏中战役，华野主力3万人，直接参加战斗的群众14万人，支前民工50万人， 1万多条民船转运粮食、弹药、兵员和伤员。淮海战役期间，一个叫朱家宅子的小村， 120户人家， 1947年2月15日这一天，摊1850斤煎饼、烙1200斤白面饼、磨1800斤面粉、筹集6000斤柴草，用小推车送给部队。难怪前线采访的国外记者写道，人民的支持抵消美国向蒋介石集团提供的任何数量的军事技术援助，成为古往今来“军事公式里巨大的未知数”。

　　战争的残酷、牺牲和艰难可以想见，但是侵略者、压迫者终将失败的结果，却绝无悬念。人民和党，就是母亲和儿女。人民用自己的血液、乳汁、生命养育了党，共产党人的奋斗和英雄主义成为对人民母亲的回报。

　　政党的历史，从来都是同人民群众关系的历史———要么压迫、剥削、欺骗、镇压人民群众，要么代表人民群众中的一部分人，要么因为只代表很少部分人而陷入孤立状态转瞬之间即生即灭。在中国，由于共产党的活动，人民群众的队伍空前扩大。党的全部历史证明，在政策错误、同人民群众关系发生问题的时候，失败和灾难就会来临;在回到群众路线和正确地坚持这条路线，党重新得到人民群众的时候，党就得到挽救和再生，胜利的旗帜就高高飘扬。群众路线，就这样蕴含着中国共产党胜败兴衰的全部秘密。

　　(五)

　　彻底地代表人民、得到人民的真诚支持，通过革命战争取得国家政权，已经成为历史。但是对于共产党人而言，取得政权只是实现自己最高目标的一个步骤，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共产党人的万里长征，永远有群众路线相伴随。如果取得政权的共产党，不能保持自己的工人阶级性质、共产主义目标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从而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就成为空洞的政治口号。用邓小平的话来说，“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年，第383页。）在这个历史的斯芬克斯之谜面前，苏联共产党越是后来，就越来越远地离开清醒、自觉和积极的探索，没有交出合格答卷。我们的讨论，提出了中苏两党的比较问题。

　　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建国计划，不仅面临没有经验、没有先例可循的困境，而且面临持续的战争损失大批干部，如列宁所说，不得不从沙皇和资产阶级社会接受数量庞大的旧官吏，而其中多数对新制度持根深蒂固偏见的困境。为了取得政权和巩固政权，需要向他们提供高于普通劳动者的特殊的地位和物质待遇。一旦政权巩固下来，党的干部、知识界的高层人士，也会伸手要求同样的甚至更高的地位和待遇。列宁高度警惕官僚主义和其他脱离群众的现象，曾经为在党及政府部门预防和清除这类现象进行不懈的斗争。他过早地逝世了，党却没有把这种斗争有效地坚持下去，而新的残酷战争又已经逼近。人民的奋斗和付出，赢得了战争和巨大的建设成就;但是另一方面，战争和建设的胜利，又成为强化党政部门官僚化和养肥特殊利益集团的土壤。

　　历史上有些年份，积聚着此前一个时期的多种社会矛盾，预示着此后一个时期矛盾发展的某些迹象，往往具有一种转折意义。20世纪中期至今，社会主义阵营的1956年，欧洲和美国的1968年，苏东的1989年，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2008年，都属于这样的年份。

　　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罗斯•特里尔，在他的《毛泽东传》里特别分析了1956年。他的研究兴趣，是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两党分歧及其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把分歧的出现和扩大归之于毛泽东的个人性格。但是他抓住1956年，却颇具眼光。对于共产党人， 1956年称得上“多事之秋”。用罗斯•特里尔的话来说，正是这一年，毛泽东“不再盲目相信苏联方式”，“他要走上一条更加理直气壮的中国式道路”。（罗斯•特里尔:《毛泽东传》，何宇光、刘加英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年，第322页。）这是苏联共产党走向失去执政地位和国家解体的灾难开始的一年，又是中国共产党进行新的探索和创造开始的一年。

　　苏联经受残酷战争的考验，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地位确立下来，和平建设的任务和在和平建设环境中保持党同群众密切联系的任务凸现出来。1956年，上半年苏共二十大，下半年波兰、匈牙利事件，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暴露出严重的问题。问题集中于党。党的问题集中于它的领导集团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集中于这个集团正在从人民的仆人变为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人民不是从书本而是从实际生活观察和评价党，判断党应该和曾经是什么样子，看懂此时的苏联共产党首先是党的领导集团，已经不是原先的和自己希望的样子。国家号称社会主义，党却越来越远离人民。党的领导集团不再从人民中吸取力量和智慧，而是成为压迫和剥削人民的特殊利益集团和官僚集团。人民由焦虑而惋惜、由失望而愤怒，对党的领导集团的蜕化变质无可奈何。谁抛弃人民，谁就只能吞下历史赠与的被抛弃的苦果。人民不喜欢党这样的领导集团，而希望保留苏联。党的领导集团和人民的分离和对立，终于导致党的下台和国家解体。

　　这是党的悲剧，又是人民的悲剧。根据西班牙《起义报》2010年7月3日《从苏联到俄罗斯》一文提供的数据， 2010年和1991年——苏联作为完整国家、作为弊端丛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最后一年——相比，俄罗斯50%的食品依靠进口，人均寿命下降，人均消费热量减少1/3、牛奶减半，身高缩减1•5厘米，参军青年中15%营养不良，真实失业率25%以上，最富有者与最贫穷者的收入之比从4∶1扩大到41∶1。

　　在中国，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人民需要和平建设和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大量人民内部矛盾涌现出来。这同样把在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甚至重建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任务，尖锐地摆在党的面前。

　　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之前，已经创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后来又在根据地、解放区建立政府，在政权建设、社会管理以及财政、贸易、文化教育和组织群众生产生活等方面，逐步积累了经验。延安曾经作为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希望，也作为国家走出黄炎培所说的那种“周期率”，找到“民主”新路的雏形和民主建设的明灯，吸引广大进步青年和国外人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告诫全党牢记两个“务必”，重申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革命知识分子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同时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所有这些，都促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各项事业的发展。

　　1956年中国共产党的八大，把在新的条件下贯彻执行群众路线，作为党必须解决的历史任务。这成为邓小平修改党章报告的主要内容。党和毛泽东反对贪污腐败、官僚主义、特殊化和各种脱离群众现象的诸多深入人心的措施，比如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技术人员、工人、干部三结合，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分子知识化，继续得到坚持和强调。1956年以后，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发动共产党整风和反右派斗争，大跃进，提出两参一改三结合和人民群众管理上层建筑，以及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无论经过怎样的曲折，犯有怎样的错误和产生怎样严重的后果，都在不同方面和不同程度上，记载着这种探索和创造。社会主义中国建立于百年来西方列强的蹂躏和战争废墟之上，成立之初就面临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封锁、制裁、禁运和入侵朝鲜的战争。连续三年自然灾害，亿万人陷入饥饿。过几年来一回的大水灾、大雪灾、大地震和西方挑唆的民族纠纷。亚洲金融危机和至今尚未结束的全球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每次事端，都给党和国家带来巨大挑战。但是越是这样的关键时刻，越是看到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凝聚和召唤，看到党和人民群众心心相印，看到党的各级组织的紧急动员，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斗，共产党员、先进分子、人民子弟兵的英雄行为和牺牲精神，看到党的群众路线的无穷威力。

　　(六)

　　1981年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三个方面表述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实事求是，首先要求尊重人民创造历史的客观规律。独立自主，就是把党的方针放在信任和依靠自己人民的智慧和力量的基点上。三个方面，统一于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我们的事业，在正确处理这种关系的过程中继续前进。一如历史问题决议所说，新中国以来的成功和失败、正确和错误的反复比较告诉人们，“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党的团结，党同人民的团结，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夺取新的胜利的根本保证”。

　　美国学者斯塔夫里亚诺斯的《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专门有一节，标题即为“走延安道路还是走苏联道路”。这是一个世界特别是第三世界发展道路的命题。该书指出，世界的发展取决于解决至今悬而未决的各种矛盾的成功程度——这些矛盾包括是精神刺激还是物质鼓励，是等级结构的官僚体制还是群众参与，还有城市与农村的矛盾，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矛盾，等等，“国民生产总值本身不能应付这些矛盾。这一点已被美国和苏联的经验，以及从巴西到伊朗、印度尼西亚等第三世界国家的经验所充分地证明。”作者从世界运动规律的角度提出“延安道路”问题，显示出开阔、深刻而独特的眼光。

　　王树增在《解放战争》中写道， 1946年3月，参与国共两党军事调停的美国将军马歇尔来到延安。他的感受可以作为“延安道路”含义的一种回答。他在延安看到了社会充满同志式的友爱。没有自来水，没有下水道，人们住在山崖的窑洞里，党的干部吃小米和青菜，冬天减为一日两餐，聚在小油灯的暗淡灯光下工作。毛泽东破例新缝制的中山装“好似从一大堆衣服里捡来的”。他听到的最多的一个词，是“人民”——中国人民如何，世界人民如何，到人民中去，向人民学习，“这些都是口号，但又包含着比口号更深的意义，代表着一种极深的感情，一种最终的信念”。（王树增:《解放战争》下卷，第84—85页。）

　　不错，延安道路，就是我们时代中国人民的道路，就是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所走出和继续走下去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一个无论革命战争或是和平建设，无论中心任务怎样改变，党的性质、宗旨和最高目标，党和人民群众关系的实质从来没有改变，也从来不能容忍任何脱离群众倾向的党，一个靠群众路线战胜敌人、战胜困难和纠正自己错误、荡涤自己污浊，永远保持健康肌体的党。

　　没有中国人民，就没有中国共产党。正如人民群众从来就是党的生存和发展的根基，群众路线已经浸透中国共产党路线方针政策的所有方面，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深入骨髓的感情和最终的信念，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道德、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成为党的原动力和生命线。(2011年第4期 《中国社会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