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上航空系

2009/08/14

第一章  我要上航空系

 

我是镇江人

（1916—）

 

    我出生于1916年11月13日，是江苏省镇江人。

    我的老家在长江下游的一个沙洲上，叫头桥镇，由于这个沙洲偏江北一侧，乡政府把它划在了扬州市江都的范围内。邮区是镇江头桥镇。我的母校——扬州中学开建校100周年纪念会，据说是要建一个实验室，我捐了一笔款，在介绍时把我说成了扬州江都人。

    实际上，1931年长江发大水，家乡遭了水灾。这以后，我的家从头桥镇搬到了镇江城里，所以我还应该是算镇江人。

    镇江这个地方据说最早的地名叫“宜”，是3000年前周康王封给宜侯的领地。北宋的时候，建了镇江府(1113年)，才开始称为镇江。清朝的时候，是大扬州，镇江属于扬州府。辛亥革命后，曾经有一段时间名称改为丹徒县，1928年改为镇江县。在国民党时期，因为国民党政府的首府在南京，所以从1929年至1949年镇江都是江苏省政府所在地。1937年日本侵略到江苏，镇江沦陷，省政府迁往苏北，一直到了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才又迁回镇江。

    镇江是长江上的一个码头，对面就是扬州。在历史上出了不少名人。远的不说，近代的有飞机制造专家巴玉藻（注1），就是和王助（注2）在一起搞航空、制造飞机的。他们是比我们长一辈的中国航空工业的创始人，是第一代出国学习航空科技的留学生。我国著名的桥梁专家茅以升（注3）也是镇江人。现在的科学院、工程院中有好几位院士也是镇江籍人氏。镇江还出了不少革命家，如辛亥革命广州起义的总指挥、被南京临时政府追授为陆军上将的赵声（注4），在镇江有一个公园，就叫“赵声公园”。辛亥革命著名将领李竟成、解朝东都是镇江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镇江籍的就有5人。

    虽然镇江在历史上很有名，出了不少名人，但我只不过是千千万万不出名的、普普通通的镇江人中的一个。

    我父母的出身是不同的。母亲的家是一个地主家庭，相比之下，父亲的家境要贫寒得多，是一个穷人家庭，这也造成后来父母长期不和。在这样的家庭里，孩子就很不幸了。在我的记忆里，父亲长期在外，做煤炭生意，一年回不了一次家。我的母亲一人带着四个孩子，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我是老大，童年体弱多病，从小缺乏母爱，这是由于父亲总不回家，父母之间没有感情，母亲对父亲的愤懑经常就会宣泄在孩子身上。对我们几个孩子来说，父爱当然更谈不到了。

    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就要帮助母亲做家务。我记得，那时的冬天非常冷，我和母亲一起从池塘里抬水，为了减轻我的负担，母亲把水桶尽量往自己一边移，到家以后，母亲被水溅湿的衣裤都结成了冰。每天放学回来，我要帮母亲烧火。南方的那种灶火，我很会烧的。母亲做饭时要求火大一些、火压一压……，我就按照要求调整火头。现在每当看到电影、电视里有这样的镜头，我就会想起那个时候的情景。

    我的舅舅是做酱园生意的，他的家庭经济状况要好得多。舅舅家有四个儿子、两个女儿。他的三个儿子都上了大学。大表哥上的是北京的大学，二表哥上的是南京东南大学，五表哥上的是上海光华大学。五表哥多才多艺，会篆刻、画画。可惜我没有学到他的才艺。

    在我的一生中，舅舅对我的影响很大。

    舅舅家的家风很好，全家人都不近烟酒，更不用说沾染旧社会的商人常有的“吃、喝、嫖、赌”那样一些怀习气了。我始终没有搞明白的是，为什么舅舅一家不像乡下许多人那样信佛，他们家从不拜菩萨、不讲迷信。

    舅舅家有三处酱园，两处在镇江市区，一处在乡下。他发家靠的是自己的勤劳诚信，从来不搞歪门邪道、不坑害人。而且他很热衷于公益事业。我上的那所小学就是他出资兴办的，后来归了地方，成为公立学校。在我的记忆中，舅舅在邻里乡亲中的威信是很高的。

    在他的宅院门上，有一幅对联，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也影响了我的一生。上联是“传家有道唯忠厚”，下联是“处世无奇但率真”。舅舅可以说是一丝不苟地按照这个对联的说法来治家的。

    他家里的人都不愿意做官。我的二表哥从东南大学毕业，在就业时，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在县里当县长，一个是到立法院做职员。他回到家里和父母讨论，我的舅妈斩钉截铁地说了一句话，“为官不仁、无官不贪，我家老二不干。”此话一出，事情就决定了，我的表哥去立法院做了一个职员。我当时在场，舅妈这句话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在扬州中学上学的时候，每次放寒、暑假回家，母亲就让我住在舅舅家，和表哥们在一起。从舅舅一家人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舅舅对我们家非常照顾，经常接济我们家。父亲要隔很久才给家里寄一次钱，常常会青黄不接，这些时候，舅舅的帮助就更显得难得。

    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和家庭环境的熏陶，对我的一生影响很大。母亲的自尊要强、舅舅的诚实宽厚、舅妈的爱憎分明、表哥们的好学上进都对我有直接的影响。我觉得，在那样一个贫寒、艰苦的环境里成长，有舅舅那样的一些人起着表率作用，对一个人形成诚实、正直的品格，培养爱心和敢于奋斗的精神都有很大的好处。

 

从扬州中学到长沙临时大学

（1937—1938）

 

    江苏扬州中学是很有名气的一所学校。

    扬州中学的前身是仪董学堂,创办于1902年。创建一百年来，培养出了数以万计的高素质毕业生，其中有不少出类拔萃的社会精英。江泽民、朱自清、胡乔木都曾就读于这个学校，还出了三十余位两院院士，江上青等十几位革命先烈也都是扬州中学毕业的。

    学校分高中部、初中部和乡村师范科。后来又创建了女子生活部，招收高小毕业、年事稍长的女生，教一些家事和进行女子的职业教育。

    扬州中学教学质量很高，师资力量很强，我在校的时候，教我们历史的是张煦候老师，汪桂荣老师教我们数学，鲍勤士老师教我们语文，黄泰老师教我们几何、三角，朱伯吾是我们的生物老师，还是我们的生活老师，这个老师很好，他对我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吴遐伯老师给我们讲自然课，我现在还记得他把矿石的硬度排了一个次序，编在一起，教我们记住——“滑石方萤磷、正石黄刚金”，“滑”就是“滑石”，硬度是最低的，以后是“石膏”、“方解石”、“萤石”、“磷灰石”、“正长石”、“石英”、“黄玉”、“刚玉”和“金刚石”，“金刚石”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钻石”。这个口诀直到现在我还能记诵。

    这些老师的学问、道德和人品都是很出众的。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扬州沦陷，落在日本人手里，师生散失，流落到各地。不过，我那个时候已经毕业，去了昆明西南联合大学。

    江泽民同志曾经为母校90年校庆题词：“怀念前贤，激励后昆，继往开来，团结奋进。”

    我能够上扬州中学，是靠舅舅的帮助。当时的扬州中学的学费是十块钱——现大洋，另加三块钱饭费。但父亲寄回的钱不够交学费。我母亲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向舅舅求助。母亲很要强，尽管是她的亲哥哥，还是很不愿意亲自向舅舅开口，于是要我去向舅舅借钱。她教给我，给舅舅做一碗淡菜烧肉，送过去，同时告诉舅舅，我要去扬州中学上学了。舅舅关心我，肯定会问，你还缺什么吗？我就告诉舅舅，还缺4块钱，舅舅自然就会给我解决这个学费问题。我按照母亲的办法，舅舅果然给我凑足了上学的费用。

    在舅舅一家人的帮助下，我上完了中学。

    在扬州中学，我的生活很拮据。富人家的孩子花钱大手大脚，吃饭时还经常要家里送来肉、菜。我只能吃学校的饭菜，但觉得已经比家里的好多了。我吃得很是俭省，经常就用酱油泡稀饭，这样，每个学期下来，学校还可以退回一块多我省下的钱。我觉得，母亲让我自己去找舅舅借钱，是要我知道钱来之不易。所以当我把省下的钱交给母亲的时候，能感到她也为自己的儿子懂得节俭而欣慰。

    1937年，我从扬州中学毕业，原来报考的是清华大学。当时的考试办法是从北京把考试卷子运到上海，在上海组织考试。原定的考试时间是8月10日，我们几个同学是8月6、7号到达上海。当时，我的大表哥在上海的金城银行做襄理，我住在他那里。就在等待考试的那几天，局势已经紧张起来。我还记得，表哥曾带我到黄浦江码头和上海市民一起欢迎蔡廷锴将军带领十九路军部队从福建到上海。表哥很兴奋地对我讲，见到蔡廷锴将军是很难得的。我记得，挤在欢迎的人群中，看到蔡廷锴将军身材高大，面容清癯但神采奕奕。他的到来给了正处于战乱前夕的上海人民群众很大的喜悦。

    临到考期，有告示贴出，说是由于京沪铁路不通，卷子没有运到，考试撤消了。紧跟着就是“八一三”——8月13日，中国军队抗击侵华日军进攻上海的战争打起来了。表哥给了我路费，要我们几个同学赶快回家。我们在混乱中，从车窗爬进火车，走嘉沪线到了嘉定，然后又坐到苏州的火车，逃难回了老家镇江。

    人回到了老家，但心里还总是想着该怎么上学。后来报纸上登出，清华、北大、南开等三所大学在长沙组织了一个大学——长沙临时大学，可以去报名。我们几个同学写了一封信给长沙临时大学。扬州中学在旧社会就已经比较有名了，考清华、交大等名牌大学，被录取的学生比较多。学校看我们是扬州中学的毕业生，答复是你们来，不用考试，可以保送，只要学校写一个证明就行。于是我和两个同学，带着扬州中学的证明到了长沙。

我就这样上了长沙临时大学。

 
随学校迁往昆明

（1938）

 

    后来，“日本鬼子”打到南京，威胁到武汉。临时大学在长沙站不住脚了，担心“日本鬼子”打过来，要迁校到云南昆明。怎么去呢？我们那时成为了流亡学生，实际上是逃难，绝大部分学生与家里完全失去了联系，没有钱做路费。学校照顾我们，讲了，只要跟学校走就行。

    在那个时候，我面前有两个出路，一个是参加抗日，另一个就是跟学校到昆明。当时，徐特立（注5）从延安返回长沙，是共产党驻湘代表，在长沙的影响很大。他到我们大学作报告，那时长沙临时大学借用的是长沙师范学校的房子，徐特立是在学校礼堂里作的报告，我去听了。徐特立身着八路军的土布军装，很朴素。他在报告里讲到国、内外的形势，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讲一口湖南话。他号召大家、鼓动青年参加抗日。我听了他的报告很受鼓舞，当时就想，自己应该参加抗日。

    那时，我的家乡已经沦陷，我的二表哥带着表姐租船顺长江而上，逃难到了湘潭。我去他们的住处探望他们的时候，对表哥讲了我的想法。表哥劝我还是去上学，并给了我20元现大洋。他对我说，学到知识，将来可以更好地为国家做点工作。

    我的一位同学也听了徐特立的报告，和我有同样的想法，也想参加抗日。我把表哥的意思讲给他，讲我们去读书也是为了将来报效国家，学好本领将来可以更好地抗日救国。他说：“我去不了，没有钱。”他的家是地主，其实要比我的家庭富裕多了。只是由于战乱，失去了联系。我对他说：“我有一口饭，就有你一口饭；我有一口汤，就有你一口汤。我的表哥给了我一点钱，一路上我们两个人用。”就这样，这个同学和我一起到了昆明。我听了表哥的话，和我们的同学一起，跟着学校，从长沙先到广州。到了广州，我们借住在岭南大学的校舍，停留了几天。

    在广州，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上街去转，看到一家电影院上演一部电影——《悲惨世界》。我就用身上表哥给的钱，买了一张电影票，进去看了。电影非常感人，我就连着看了两遍。

    这个电影是根据法国著名作家雨果的同名小说改编的。

    我还记得，影片讲述的是一个名叫冉阿让的人，他为了不让孩子饿死，偷了一块面包，被判了十九年的徒刑。出狱之后，苦役犯的罪名永远地附在他的身上，他找不到工作，连住宿的地方都没有。他来到一个主教的家门前乞讨，主教留他吃了饭，并安排他住在家里。结果他在夜间偷了主教的银餐具。当他逃出后，又被警察抓获，押回主教的家里。主教见到警察说，这个人带着的餐具不是偷的，是我送给他的。就在这个时候，主教说了一句话，“人生是施与不是索取”（Life is give not to take）。后来冉阿让改名换姓，当上了市长，成了大富翁，还救助了一个妓女的孤女，那个妓女叫芳汀，她的女儿叫柯赛特，后来和一位法国大革命中的革命家结婚了。冉阿让最后在孤寂中死去。

    冉阿让的境遇和他的命运，尤其这位主教的话语，对我的触动非常大。我又买了一本雨果的小说，是中英文对照版的。我印象最深的是电影里的那一句话——“人生是施与不是索取”。我觉得这句话非常重要，一个人到社会上来，不是要这个、要那个，而是要有所贡献。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也始终在努力去按照这句话做。

    从广州到香港，又坐船到越南的海防市上岸，从越南坐火车到昆明。一路上，印象比较深的是在越南海防市，那里的小偷特别多，我们戴着的礼帽，会被小偷当街抢去；稍不留意，放在身边的东西就被偷走了。

    当时西南联合大学师生总计约300人，我们就这么迁到了昆明。

转学航空系

（1940—1942）

 

    在长沙临时大学，我报的是机械系。迁到昆明，我在机械系念了三年。那时，西南联合大学有工学院、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等，分别在昆明的不同城区。我们工学院是在城南，借用了当地的两个会馆，一个是“全蜀会馆”，一个是“彝西会馆”。

    那时侯在昆明念大学，可不像在现在的学校，根本不可能有现在这个条件。我们那时候是流亡学生，教室就在会馆里面，老师在讲台上讲课，后面就是会馆供的菩萨像。我们的宿舍是盐行的房子，用那种煤油桶外包装用的木箱子，六个箱子拼一个床，两个箱子就是一个桌子。你住在宿舍里，八个箱子就可以了。箱子是空的，里面可以放一些书和衣服，真是很艰苦的。

    但昆明有个好处，四季如春，穿衣服不用花多少钱。在长沙的时候，学校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件黑色的棉大衣，很实用，白天可以穿着御寒，晚上可以当被子盖。但在昆明却用不着，冬天穿一件毛衣就可以了。那时候我们买不起袜子，一年四季基本是光着脚，不穿袜子的。

    那个时候，我有一个体会，就是一个人的生存能力是非常强的。这个体会就来自这个不穿袜子。

    在学校念书时，我们好不容易才有了一双皮鞋，皮鞋后跟是有钉子的，穿久了，皮子磨掉了，走路时间一长，钉子就从鞋底窜了出来，把后脚跟都扎出了血。所以我们经常走走就要停下来，找个石头把钉子敲回去。但后来时间久了，我发现自己的后脚掌居然形成了一个凹坑，好像就是为躲避这个钉子的。你看，人的生命力的自适应能力有多强。

    学校里面的生活很艰苦。学校贷款每个月给你十六或十八元钱，交十二元伙食费，留下几块钱零用。我们有时很羡慕外面拉洋车的车夫，他们白天辛苦一天，到了晚上，可以把洋车一停，进到小餐馆里面，端着小酒杯喝点酒，要个炒猪肝、炒干巴（菌）吃。我们穷学生即使要解馋，也只能要个炒白菜，如果要个鸡蛋就是很了不起了。像洋车夫那么吃，我们吃不起。

    念书的时候，有过这样一件事。那是在大学一年级时，作化学试验。那时候很简单，两个人一组，一个小盘子，还有酒精灯、试管，旁边放着火柴盒，里面有三根火柴。作试验就用这三根火柴。我那次作完试验，把没有用完的火柴连盒一起，很随便地扔进了垃圾桶里。在我们把试验器具送还管理员的时候，管理员问我火柴哪里去了？火柴盒呢？我当时并没有在意，只说了一句，你要那玩意干什么？我没有想到，这样的一句话犯了一个大错误，我们的管理员向我们的化学老师报告了。老师把我叫去，问我：“你发什么大爷脾气？”我是南方人，“大爷”这两个字我弄不懂是什么意思。这位老师就是南开大学的化学系主任，叫杨石先（注6），是西南联大的化学系主任，后来做了教务长，解放以后，还担任过南开大学的校长，是我国著名的化学家，现在他已经去世了。我从杨老师的态度、表情看，这“大爷”肯定不是一个好的意思，于是我马上认错。但说实在的，我并不明白错在什么地方。杨老师接着说：“火柴怎么扔掉了？你不知道现在国家正是抗战时期？这么艰难，火柴来之不易，而你怎么会如此随便地就把它扔掉了？下次你再扔掉，我就停止你的化学试验。”这下我才知道是化学试验的事情，我连忙检查，并说我马上把火柴找回来，下次绝不会再扔了。在那个时候，像杨石先先生那样的大科学家，对几根火柴都是很珍惜的。

    我们上晚自习，图书馆是在一个大房间里，上面挂一盏汽灯。这个房间太小，学生多，经常就没有地方了。怎么办呢？我们就到外面的茶馆里面，花一个铜子儿，要一碗茶。这一碗茶，就可以让你在这里看一个晚上的书。茶馆里熙熙攘攘，吵得很。但我们就是能静下心来读书、写作业。这个本领我到现在还保留着，在家里，小阿姨看电视，我可以照样工作、读书，不受干扰。

    那时日本飞机轰炸很厉害，简直拿它没有办法。我有一个同学是飞行员，我常常到他那个坐落在郊区巫家坝机场的航校去看飞机，这个航校就是国民党的中国空军杭州笕桥航校，因为战乱迁到昆明的。同时，西南联大学校里有一些杂志，自己也看了一些，益发使自己觉得还是应该学航空。

    要说起我是怎样对航空感兴趣的？这中间还有一个过程。

    还是在中学的时候，我就听到过这样的故事。1927年，美国的一位飞行员——查尔斯·A·林白驾驶一架飞机，从美国纽约到法国巴黎，独自驾机飞越了大西洋，成为名扬四海的一个英雄。1929年，我们中国发大水，那次大水也是很厉害的，这个林白驾驶他的飞机，到中国来救灾。还是1929年，美国的一位海军中校名字叫伯德，乘飞机飞越了南极，轰动世界。从那时起，我就有了“飞机”这样一个概念，还有一个就是“英雄”的概念。

    后来知道孙中山先生提出了“航空救国”。那时，我们中国也有很多很出名的飞行员，在国内搞一些飞行，搞一些飞行表演。所以，我在中学的时候，就有了这样一个认识。

    我想到转系，向学校提出可以在航空系三年级，多念一年再毕业。我拿了成绩单，去找当时我们航空系的系主任——王德荣先生（注7）。这位老师后来到了北航，是北航飞机系的系主任。我对王先生说了，我要转学到航空系，来学航空。他接过了我的成绩单，但没有表态。

    我还有一个爱好，就是喜欢研究昆虫的翅膀，总是爱琢磨，这个翅膀怎么会有双层的、有单层的？昆明的天气好，蝴蝶、苍蝇、蚊子、蜜蜂……各式各样的昆虫，很多。那时我们为躲避日本鬼子轰炸，都是在山坡上、旷野间，根本没有防空洞。我们躲避空袭时，总要提着一个兜，带着书本、计算尺，在田野里看书，因为警报过后还要上课、考试。就在田野里，我看到一种鸟，飞着飞着就可以翅膀扑动着停在空中不动。那个鸟的个头比喜鹊还要大许多，我很好奇，感到很奇怪，以后再也没有看到过这种鸟。我有这个爱好，自己收集了一些昆虫的翅膀，觉得很有意思，觉得这其中一定有道理，就用一个日记本夹起来。一个很漂亮的日记本，没有记日记，就夹着这些翅膀，还编上号，1号、2号……这个本子现在已经没有了，“文化大革命”时期被搞丢了。

    既有个人兴趣和爱好的原因，又加上日本鬼子轰炸，老百姓受苦啊！所以，我想上航空系的愿望很强烈。

    第二次，我就带着自己的这个本子，去给王主任看，我说：“王先生，请你看看这个，这是我收集的。”他接过去看了，连声说：“好、好，行、行、行，你就来吧。”我就这样上了航空系。

    西南联大与其他大学有很多不同，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区别是民主空气很浓厚。我的老师中有一位是刘仙洲（注8），他是清华大学很有名的教授，是教我们机械原理的。他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二年级，刘先生从香港过来，他把工学院的学生集合起来，给我们作报告，讲抗日的形势。他讲得非常有激情，讲得我们热血沸腾、深受鼓舞。他说，我们念书是为什么呢？是为了抗日救国。

    那个时候，从国外回来的教授，都要通过越南来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里的教授，一半以上都是从英国、美国留学回来的。但他们并没有西装革履，而都是一领长衫，像朱自清先生那样。他们薪水很少，很清苦的。让我敬佩的是，他们为了国家，为了抗日，毅然决然地放弃国外优越的环境，受聘在国内这样一所教学和研究条件都很差的学校教书，甘愿过清贫的生活。

    还有一位老师——金希武，他教我们发动机设计、制造，给我们介绍了国外发动机方面的很多新知识，包括欧洲大战中打下来的德国发动机是怎么回事。他总是跟我们说，这些东西，现在是很新的、先进的，但以后会有更新的东西出来。他反复告诫我们，一定要注意阅读一些科学技术方面有影响的杂志、刊物，随时了解和掌握国外科学技术的发展情况。他的这些话也是影响了我一辈子。不仅我自己一直注意看书、看杂志，后来我到沈阳第二研究所主持技术工作，是副所长，也非常注重抓图书馆、档案馆和技术情报室这三件事。我记得，当时在六院范围内还开过现场会，介绍二所这方面的工作。我在二所做的这些工作，现在的同志也觉得是很有意义的。

    我们在昆明的时候，师生们还组织起来，利用星期天的时间，下乡到农村，宣传抗日。虽然次数不是很多，但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在机械系已经读完三年，又从航空系三年级读起，多读了一年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