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美培训，榜上有名

2009/08/13

 

 

选择大定

（1942）

 

    1942年，我从西南联合大学航空系毕业，这就面临找工作了。我们毕业时，班上二十四、五个同学，后来真正搞航空的不到一半，多数同学改行了。

    那时昆明很乱，交通也很不方便。后来是陈纳德的飞虎队（注1）从缅甸仰光过来，把日本的飞机压住了，我们才不受罪了。要不，老百姓老是要躲避空袭，一天到晚非常紧张。

    美国飞行教官陈纳德是第十四航空队，又称“飞虎队”的创始人。后来我在美国学习期间，在宾夕法尼亚的威廉斯堡，曾经由带队的领导带着，到他的住处拜访，与他进行座谈。他的英文名字是ＣｌａｉｒｅＬｅｅ Ｃｈｅｎｎａｕｌｔ，他是一个很潇洒的人，个子不高，面部的肌肉长得很有特点，说话很率直。

    陈纳德的飞虎队是1941年8月1日成立的。“飞虎队”的全称是“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招募的都是热心支持中国抗日的美国青年，在形式上并不是正规军。不久，他们在昆明初试身手，首战便给了日本战机一个迎头痛击，在这以后，接连创下击落日机的佳绩。就这样把“日本鬼子”压下去了，日本的飞机不像开始时那样猖狂了。

    在我前一届毕业的同学中，有在贵州大定发动机工厂（注2）工作的，他邀我去。那是国民党搞的一个生产航空发动机的工厂，后来我们在建设“三线”的时候，还用过这个厂。

    大定这个地名是很早采用的，什么意思呢？是汉族人要“定”苗族人。解放以后，这个地方改名为大方。

    毕业以后，我就开始考虑自己的职业。当时摆在自己面前的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可以做买卖。我的有些同学就是做买卖，有一点钱，搞一个汽车，跑滇缅路，贩一批货，就可以发国难财、赚大钱。另一个，就是到大定，去搞航空发动机。

    我那时已经有了爱人，毕业的时候我们就结婚了。

    说起我的爱人，我们还是很有机缘的。她原名华允娥，是我在扬州中学的同学。在初中的时候，由于是男女同校不同班，也就是同在一个学校，但不在一起上课，学校分为男子部和女子部，所以在扬州中学的时候，我们并不认识。

    她初中毕业后，就读淮阴高等师范学校，后来就当了小学教师。日本人打到江苏的时候，为了不当亡国奴，她也历经艰辛，到了昆明。先是在同济大学，后来通过亲戚介绍，来到清华大学的会计处工作。到昆明以后，扬州中学的同学聚会，见到了她，噢！原来还是扬州中学的同学。我经常说，没有抗战，我不会上大学，也不会与我的爱人认识。

    后来我们确定了恋爱关系。在我毕业后，我们就结婚了。

    我们的婚礼，是清华大学的校长梅贻琦（注3）先生做证婚人。在那时，大学的教授、校长都没有什么架子。因为我的爱人是清华大学的职员，跟梅贻琦先生的家属很熟悉，他知道华小姐要结婚了，很关心，于是我去请他来做证婚人。两位主婚人，一位是著名的社会学家潘光旦（注4），他的腿有残疾，行走不便；还有一位是生物学教授陈桢（注5），他和夫人都是扬州人，和我爱人算是同乡。

    我们结婚，按照那时的习惯，在中央日报上登出这样一则结婚启事——“1942年7月19日，吴蔚升（这是我当时的名字，后来改为吴大观）先生与华允娥（这是我爱人当时的名字，后来改为华国）女士在××××举行结婚仪式……”然后，在工学院附近的一个小餐馆里，置办了一点小点心、茶水，正面摆一张台子，梅贻琦先生坐在中间，潘光旦先生和陈桢先生坐在两边。我们两个人向主婚人、证婚人和来宾鞠躬，主婚人和来宾都讲了话。

    那天除了我们尊敬的师长，还有沈元（注6）、张世英等三十多位同学参加了我们的婚礼，到场的人高高兴兴地在一个红绸布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向我们表示祝福，婚礼简朴但很热闹。就从那一天开始，我和爱人风风雨雨，走过了半个多世纪。很可惜的是，那幅留着来宾签名的红绸布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搞丢了。

    前面说过，在我前面毕业的同学找我，要我去大定。那是中国历史上建立的第一个航空发动机厂，买的是美国的发动机专利，在那里制造、生产。我带着新婚的爱人去了工厂的所在地——大定县羊场坝。

    当时我们是三对夫妻同行，都是新婚燕尔，也都是西南联大的。其他两对是梁守槃教授（注7）夫妇和潘延龄夫妇。梁守槃先生是老师，他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硕士，回来在西南联大机械系任教，教我们内燃机。

    从昆明到大定，我们分乘三辆卡车。路非常难走，车子颠簸得非常厉害。途中“啪”的一声，我的箱子突然从车上被颠落在地，七零八落的，我们赶忙停车，大家下来一起帮忙找东西！

    那个地方，真是穷啊！而且是土匪窝！今天是这个村子里的土匪去抢那个村子，明天是那个村子抢这个村子。我们去了以后，梁先生是老师，工厂另外安排接待，我们和潘延龄夫妇就住在老乡的茅草房里。我记得有一天，因为我拉肚子，夜里起来到外面的一个小山坡后面，蹲在那里解手，一大群土匪就从我的身边跑了过去，过一会儿，就看到对面的山头上火光冲天，土匪在烧房子了。

    我们两家人住一间房子，只能在中间拉一根绳子，把被单挂在上面隔开。就在那个环境下住了一个星期，后来才搬到工厂盖的房子里，也是茅草屋，不过比老乡家的要好一些。

    那个厂子是属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航空委员会，属军队编制，有一个警卫连的部队站岗。但给我们也发枪，夜里还要排班站岗。因为过去发生过被土匪抢的事件，还打死过土匪，所以一天到晚还挺紧张的。

    我们吃水是靠老乡挑来卖给我们。老乡很穷，冬天穿不上裤子，就用麻袋片围着身子，穿着草鞋。一挑水也卖不了几个钱。真是不毛之地，天无三日晴，人无三分银，非常苦。

    厂房就在大溶洞里，两个大溶洞，一个叫乌鸦洞，加工车间就建在那里。洞的宽度和深度都超过100米，洞高约60米，建的厂房有三层，底层是各类仓库，中层是机工车间，上层是总装车间。还有一个叫清虚洞，洞中有一个很大的天窗，可以看到天空，翻砂厂、螺旋桨厂等配套工厂就准备建在那里。我印象很深的是洞里面有一种像跳蚤一样的昆虫，咬起人来很厉害，奇痒无比。

    去了这个厂以后，感到虽然艰苦，但还是挺有意思的。因为那时在学校念书的环境条件比较差，试验、实习等都比较简单。一到大定的工厂，那里有从美国运来的各种机床，学习的条件很好。

    给我安排的工作是什么呢？在设计课，负责接收从美国来的资料——工艺规程、技术图纸。有点像我们现在的技术资料室，我一个人主管。这个工作很好，在学校里只接受了一些书本知识，在这里可以接触到大量的在实践中有用的东西。虽然设计资料不很详细，但工艺资料是全套的，可以学到的东西很多。那时搞的都是活塞式发动机，还没有喷气发动机呢！

    据说这个厂建厂的投资是蒋介石50大寿的生日礼金。我在那里二年多的时间，第一任厂长叫李柏龄，是清华赴美留学的高材生，第二、第三任厂长分别为王士倬、顾光复。有一位副厂长叫戴安国，是戴季陶的儿子，还有一位总工程师是李耀滋，他们两位都是中校军衔。

    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个小工厂，国外回来的留学生有八位，包括厂长李柏龄。副厂长戴安国从德国回来，他是蒋介石的干儿子；总工程师李耀滋是MIT毕业的；还有钱学渠，他是钱学森的堂兄，是搞机械加工的；张汝梅是搞工具设计、制造的，曹有诚是搞冶金的，程嘉垕是搞铸造的，梁守槃搞飞机发动机。这些人都是美国、欧洲留学回来的，不少是MIT的硕士、博士。在那个时候，这些人抱着发展中国航空工业、航空救国的信念，在那么一个艰苦的地方，兢兢业业，不辞劳苦，也真是不简单呀！

在大定的日子

（1942—1944）

 

    那时的条件艰苦啊！发电用的是老柴油机，用苏联报废的发动机来发电。每天晚上只给两个小时电，晚上7点到9点，其他时间就要点油灯了。我白天接收资料、校对图样，晚上，我就把有关的资料、图样带回家来看、抄、学习，我抄东西的本领是很高的。晚上，我把图样放在枕头底下，第二天再放回去。

    工作一年后，我爱人生孩子了。

    我们在大定住的是一间楼上的房子，很简陋，木地板，房子不大，但在那个时候，条件也算很不错了。我的薪水是每个月90块法币。没有孩子的时候，两个人的日子过得还可以，有了一个女儿以后，要照顾爱人坐月子、带孩子，就要借债度日了。那时正赶上厂子要出图，工作也紧张了许多。

    我带图样回家的习惯没有改变。晚上，她们母女睡在床上，我就把图样铺在地板上校对，看完后第二天再带回去。就这样前后用了两年时间，我潜心研究美国莱特公司的活塞式发动机整套技术资料，可以说是较全面地掌握了当时世界上比较先进的航空发动机工艺技术。

    1943年三四月份，蒋介石曾经来大定这个厂视察。我还记得，他到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我们列队夹道欢迎。厂方通知，第二天早上委员长要早点名。那时，工厂有一百多人，工人不穿军装，我们是官佐，有三十几个，要穿军装、挂武装带，我那时的军衔是少尉。我们这些官佐一大早就在蒋介石住的一个石头砌成的小楼前面集合、站队，排成两行，我个子高，排在前面第二个位置。蒋介石出来了，披着黑色大氅，和他在一起的有他的儿子蒋纬国，还有一位是戴安国。蒋介石站在那里，拿着名册，一个一个地点名，那次他没有讲什么话，好像只是说了一句“大家辛苦了”，就解散了。

    他在这个厂里题了一次词，写的是“我们发动机何日可以完全自制”。工厂把这个题词做成灯伞，厂区里到处悬挂着。

    工厂有一个集体宿舍，离蒋介石住处比较远，要翻过一个小山包。我的同事告诉我，就在那天晚上8点钟以后了，蒋介石没有带随从人员，一个人跑到集体宿舍看大家，见面就问：“你们睡觉了吗？”

    第二天，蒋介石到大定县城里去视察，下午回来，在清虚洞里训话。把全厂的人员，包括家属在内，都集中起来，我爱人也去了。我记得他讲，你们现在这个厂小，但将来你们要领导几千人、几万人的大工厂。接下来，他和大家在这里聚餐，吃了一顿晚饭。

    我记得，在他训话的时候，站在队列里、隔我两三个人的一位叫黄光耀，是湖南人，他刚听了三四分钟，就“啪”地一声晕倒在前面，两个人赶快把他架起来送走了，可能是太紧张了吧！

    我还记得清虚洞的那个虫子很厉害，咬了我们好多大包，痒得不得了。

    关于大定航空发动机工厂的历史，有一位浙江大学毕业的欧阳昌宇，他是我在大定时的同事，他找到原来大定厂的人，编写了一本书（注8），翔实地记述了大定厂的建厂始末。

    那个时候，国民党航空委员会的主席是谁呢？是宋美龄。这个委员会不能说不显赫，但他们这些人想的更多的是四大家族的利益，所以在国民党手里，虽然有一批有志之士，但中国的航空工业还是很难发展起来。

赴美学习

（1944—1947）

 

    后来工厂要选派人到美国去接受培训，学习发动机的制造。

    这是利用当时美国的一个“租借法案”（注9），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国会通过的向与法西斯国家作战的盟国借贷或出租武器、弹药、战略原料、粮食及其它物资的法规。按照这个“租借法案”，美国为我们培训一些人，包括空军飞行员和航空工业方面的技术人员。

    我自认为自己的学习成绩平平、能力低下，能够做一点实际工作就很不错了，根本没有想到能派我出国学习。但名单一公布，没有想到自己榜上有名。选了十几个人，其中就有我。

    1944年夏天确定的名单，作了一些准备，10月份出发到美国。

    那个路可不好走啊！我们先从重庆到成都，到了美军机场、兵营，是新津机场，现在这个机场已经不用了。在抗日战争时期，美国的B29轰炸机轰炸东京就是从那里起飞的。住了几天，由成都飞到昆明，第二天再飞过喜马拉雅山，坐的是装两台活塞发动机的C47飞机，走的就是那个“驼峰航线”。

    1943年，陈纳德的志愿航空队改为第十四航空队，除了协助组建中国空军、对日作战外，还协助飞越喜马拉雅山，突破日本的封锁，从印度接运战略物资到中国。这个航线从印度阿萨姆邦汀江，经过缅甸到中国昆明、重庆。那时的运输机飞越喜马拉雅山的山峰时，达不到必需高度，只能在高度比较低的峡谷中穿行，所以飞行路线起起伏伏，就像贴在骆驼峰上面飞行一样，“驼峰航线”就是由此得名的。那个航线非常危险，飞机在飞行的过程中常常会遇到强烈的气流变化，假如真遇到意外，飞机是不可能找到用来迫降的平地的，即使飞行员跳伞，落下去也是山地丛林，荒无人烟，生还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就在那个时候，美国的飞行员摔死了不少，后来美国还派代表团回来找牺牲的飞行员遗骸，就是在那个山里面。

    我们坐在飞机上飞了两个半小时。那时的飞机是没有空调的，不是密封舱，要戴氧气罩。虽然条件很差，而且充满危险，不过我从飞机上往下看，白雪皑皑，冰清玉洁，非常壮观。

    就这样飞过去，到了现在的巴基斯坦，我还记得那个地方叫多米多玛，也是美军的一个基地。在那里住了一个晚上，又坐小火车到印度的加尔各答，再到孟买，孟买是一个港口，还是住在美军机场，住了差不多两个晚上。接着就坐美军的运输舰，一两万吨级的。

    我们去美国，穿的是军装，我是少尉、一个杠，是国民党的军官。吃饭就跟美国大兵在一块。那个运输舰离开海港的时候是很威武的，左、右两边各有一艘巡洋舰护卫。为什么呢？因为那时“日本鬼子”已经到了南太平洋，每天美国兵还要演习，怕出事情。这样走了四五天以后，才撤除护卫。

    这条路是空前绝后的，以后不会再有人这样走了。

    在去美国的途中，美国大兵常常会跟我们恶作剧。在舰上，我们每个人都必须穿救生衣，救生衣上有个带子，他们经常会趁我们不注意把带子系在床头的扶手上。该吃饭了，我们一站起来，带子就拽住我们。那些美国兵在旁边哈哈大笑，就这样捉弄我们。当时，我们英语口语不是很好，向他们借个火，他们就挖苦我们，“你们讲的是什么话呀？借什么火啊？”这些当然都是一些小事，但我感到很受歧视，作为一个中国人，自尊心接受不了。

    过了赤道，到了澳大利亚的墨尔本，舰在港口停了一下，但人不能上岸。然后这艘舰返回来，又过了一次赤道，再过来，到了新西兰，然后就到了美国洛杉矶附近的圣地亚哥军港。下了船，国民党驻华盛顿的军官来把我们接过去，坐火车到了华盛顿，在华盛顿等待工厂的人来接我们。

    我去的第一个工厂是莱康明航空发动机厂，在宾西法尼亚州的威廉斯堡市，这是一个生产小型航空发动机的工厂。我们学习的是小型教练机、运输机用的发动机，六个汽缸，不到300个马力，而且汽缸还是并排式的。我们中国买的是他的专利。当时国民党考虑，就是要选具有大学水平、能力强一点的人，学起来比较快。准备学美国的制造技术，买他的机器、工艺规程、资料，买他的锻、铸件，回来以后建个厂，生产发动机。

    具体做法和后来苏联援助我们时的做法很相似。第一阶段是买散件，回来自己装配、测试；第二阶段是买他们的锻件、毛坯，自己加工零件，再装配成整机；第三阶段就全部是自己制造了。我在大定工厂，经历了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一部分工作。

    派到美国去的人，有的是学习搞汽缸的，有的是学习搞活塞、曲轴、连杆、各种附件等的。把我派去搞什么呢？还是在设计科，因为我在原来工厂里就是搞设计的。设计科做什么呢？试验工程师，英文讲Experimental Engineer.这个厂虽然小，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从零部件制图到整台发动机设计性能计算，从部件试验到整机试车。我们在这里经过了系统的培训，学习了大半年，基本掌握了活塞式发动机设计的全过程。

    学习了六个月后，领队提出，还有一个专业没有人学，要我去学。我表示，自己学这个试验就可以了，再学别的恐怕难以胜任。但领队说：“不行，这是需要，要服从组织。”学什么呢？齿轮。那时齿轮技术还是比较新的，不像现在都无所谓了，那时对齿轮的研究还有新的理论呢！在这个厂，我又学习、掌握了全部齿轮加工技术。搞了一年多一点，白天实习，晚上还要听课，听了课，还要考试。

    学习结束，我们毕业了，给了每个人一个文凭。

    当时派去学习的有25个人，大定厂的有20个人，还掺进了一些人，是靠关系去的，当然我们不可能了解个中情况。这些人，后来回国的不到一半。

第一次看到了喷气发动机的生产

（1946）

 

    通过美国朋友介绍，1946年我加入美国自动车工程师学会（SAE），成为该学会会员。在学校的时候，我就听金希武老师介绍过，在美国有这样的一份技术刊物SAE。我从这份刊物上了解到喷气技术的发展情况，这给我以后从事航空发动机设计、研究工作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在那里，我自己有一个感受，就是美国对于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很强。在欧洲战场打下一架德国的飞机，获取了德国的一项技术以后，马上就派人去把它搞回来。据报道，钱学森在美国就做过这种事，被派到欧洲去拿技术，回来以后就分析，然后就搞出来更新的东西。

    后来我又去了两家工厂，学习齿轮加工的刀具技术、剃齿、研磨齿等，现在这些技术早就过时不用了。后来到普·惠公司，我还继续找齿轮的技术，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包括送一点小礼物给美国人，从普·惠也搞了一些齿轮加工方面的规范资料，不多。这些资料后来都给了长春一汽的总工程师、我的一位同学，他比我高二届，叫孟少农（注10）。我后来从北平到冀中解放区的时候，我们还住在一起。1949年，北平解放，我们又一同从石家庄进北平。他是我两个入党介绍人之一。

    在美国学习的最后一站是美国普·惠航空发动机公司，学习的内容是一种轻型发动机。那个时期，普·惠的发动机在全世界是首屈一指的，公司很大。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战场用了很多他们的发动机，他们每年生产上万台发动机，大、小都有。那时GE公司还是很小的，当时主要生产发动机的还有一个莱特工厂。

    在那里看到的除活塞式发动机，还有喷气发动机，当时研制航空涡轮发动机在美国尚属起步阶段，这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那时美国搞的发动机和苏联以后给我们的ВК—1是一样的，这些发动机技术都是从英国、德国搞来的。在车间里，我见到喷气发动机离心压气机叶轮和涡轮部件，就想知道他们在加工什么玩意？后来才知道是喷气发动机——燃气涡轮喷气发动机。

    除了在工厂里学习，我还注意翻翻杂志、看看书，这样搞了半年多，自己对喷气发动机有了一点了解。

“美国人民对我们还是很友好的”

 

    在美国，我居住的条件很不错。那是一个基督教青年会的住所，有室内游泳池、篮球房，我自己住一个小房间，很便宜，一个月几美元。我在工厂里有时候故意推迟下班，有时候干脆自己安排加班——上两个班，十六个小时，那时自己的想法就是要抓紧时间多学习，多掌握一些技术和知识。除了学习齿轮加工技术，还学到凸轮轴加工等技术。

    每天下班回到住处，打一场篮球，游泳半小时，身体锻炼得很棒。然后吃点晚饭，接着看书、看资料，然后睡觉，早上5点钟再爬起来上班，生活是很充实的。

    在那生活、学习期间，我的一个突出的感觉就是美国的人民、普通老百姓与我们相处得不错，对我们很友好。他们总是觉得我们受日本人欺辱，所以很同情我们。

    威廉斯堡市是一个万人左右的小城，风土人情很淳朴、热情，而且以生活富有和教堂多而闻名遐迩。虽然那是20世纪40年代，但已经发展得很先进了。整个城市看不到电线杆，没有明线，全部线路埋在地下。还有住宅的水平，例如，我们住的是基督教青年会的房子，有室内游泳池等，在国内我们从来没有见过。

    我们到了美国以后，莱康明工厂按照合同，把接待的任务交给了地方，我们20几个人就被分配给当地居民，不是住在他们家里，而是由他们负责照料我们生活方面的一些事。我和一位叫吴宗岱的同学分在一家，这个家庭的夫妇，丈夫姓亨利，是一个荧光灯管生产厂里的会计，他的夫人是教师，家里有两个女儿，大的十三四岁，小的十一二岁，都在读初中。他们全家对我们非常友善，隔一个星期就要邀请我们一起去郊外游玩、参观等。

    威廉斯堡市的风景是非常美的，山丘起伏、绿草茵茵，还有参天的古树。

    我们当时都很年轻，漂洋过海、远离家乡。我自己在祖国有年轻的妻子和刚一岁多的小女儿，所以我们经常会想家。和他们一家人相处，使我们排解了思念家乡亲人的愁闷，得到了家一般的温暖。

    亨利夫妇都是很虔诚的基督教信徒，每到礼拜天，都要邀我们和他们一家去教堂。那个城市不大，但有20多家教堂，每到做礼拜的时候，四处的钟声一起响起来，激荡悠扬、交相呼应。我这个人不喜欢跳舞，尤其不愿意看人家跳交际舞，但喜欢音乐。到了教堂，看到里面有唱诗班，我就很高兴。尽管我不信耶稣、基督，但总是很乐意和他们一起去教堂。他们在那里祈祷、做礼拜，我就在那里欣赏唱诗班的歌声。

    没想到去了几次教堂以后，教堂的妇女会就邀请我，要我去给她们作报告。这个妇女会是教会里的组织，成员大都是一些年岁比较大的妇女，她们常常要搞一些活动。开始，我推辞说：“我怎么能够作报告呢？”后来她们告诉我，她们要我讲的就是日本侵略者怎样残害中国妇女、儿童的，中国人怎么样抗日。我觉得这些内容也应该向美国人民宣传，就搜集了报纸上的一些内容，加上自己在国内了解的情况，给她们讲了，前后讲了两次。

    可能是由于这两次报告的效果不错，后来另外一个教堂请我去给他们讲中国的孔夫子、儒家思想，我就更有压力了，但也很难推辞。

    为什么找我去讲？我猜想，可能是自己的英语比较合乎他们的听觉习惯，学他们的语音比较像；也可能是自己年轻的时候，个子高高的，仪表堂堂，性格也比较活跃，大概就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吧！

    我经过一段时间准备，还是去讲了。讲过以后，他们很郑重地安排宴请我，请我吃火鸡。对美国人来说，吃火鸡是很讲究的，复活节吃火鸡。我们走海路到美国的途中，两次过赤道，要吃火鸡。这次是表示对我讲演的尊重和感谢，也是吃的火鸡。他们还给我一些钱，但我没有接受，我说，我来讲的是中国的文化，在其他教堂里讲，从来没有收过钱。

    在我们离开威廉斯堡市的时候，亨利他们一家人请我们在家里吃晚餐，还特意做了中国的面条等，为我们送行，非常友好。他们给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和回忆。

    还有一个美好的记忆是在纽约，我穿着国民党的美式军装，提着一个皮包，在地铁车站换车。这时，有一个美国小姑娘，大约就是十六七岁的样子，非常活泼、可爱，她跑过来说：“先生，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我说：“谢谢了，我的包很轻，我自己可以的。”但她不由分说，接过我的皮包，很热情地问我到哪里去，然后一直把我送到了我要去的地方。

    所以，我的感觉是美国的老百姓对我们是非常友好的，但有些人是很不友好的。那些人看不起我们中国人，看不起我们这些黄皮肤的人。

    例如，我们去美国时，一路上，从印度坐船到洛杉矶上岸，然后坐火车到华盛顿，从重庆算起，途中走了一个多月。头发长了，我去理发，理发馆里面有个长凳子，我就坐在上面。我前面有五六个人，轮到我的时候，理发师不叫我，而叫我后面的人，我问他怎么不叫我，他就是不理你，真是受屈辱啊！作为一个中国人，怎么受得了这个？一气之下，我起身就走了。

    当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物资供应也很紧张，没有黄油，是用植物油代替的，是假黄油时代。吃饭的时候，我说了一句：“今天我们要是能吃到真黄油就好了，就高兴了。”旁边桌子的一个美国人搭茬说，“要吃真黄油滚回你们中国去吃。”本来就是假的黄油，还这样蛮横无理。

    在美国，北方和南方种族歧视的形式不一样，在南北战争中林肯打胜了，北方在种族歧视方面稍好一些，而南方种族歧视很厉害。我们回国的时候要乘船到南方的一个叫新奥尔良的港口城市，在这个城市的有轨电车、无轨电车上，白人和黑人是不能坐在一起的。有一次我们走到黑人车厢里，黑人就笑我们，我们问：“怎么回事？为什么笑？”他们说：“你们不知道，这是黑人车厢，我们欢迎你们，但你们走错了车厢。”我们才知道，如果是黑人跑到白人的车上，会挨打的。楼下是白人车厢，还有看电影，楼上是黑人车厢，楼上、楼下是分开的。

    另一个是国家，一个国家不强盛就会被人家看不起，在美国，这一点留给我的印象很深。与现在我们中国的领导人出国访问，受到的尊重、重视相比，我感到我们是真的强大起来了。

回到祖国

（1947年）

 

    在普·惠待了半年多，1947年，我结束了在美国的学习，回国了。回国坐的是轮船。我们先从威廉斯堡坐火车到华盛顿，倒了一趟车，就到了2005年美国受灾最严重、受到最大的风暴袭击的那个地方——新奥尔良，在密西西比河的口上，那个城市比河床低，所以风暴一来就把整个城市淹了。我们就是在那个城市等船，那个船是美国专为二次世界大战运送物资的货轮，叫自由轮（号）——LIBERTY。

    乘船从大西洋经古巴过来，穿过巴拿马运河，就进入了太平洋，到洛杉矶停了一天。我在巴拿马运河的船闸那拍了不少照片，回国以后，在上海照相馆洗印的，结果底片让照相馆搞丢了，照片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没有了。上海的照相馆给我洗印出照片以后，还从中选了一张放大，陈列在他们的橱窗里。我有一次在街上走，看到橱窗里的照片，“咦，这不是我照的照片吗？”不过后来这些照片都没有保留下来。

    这一次在海上走了56天。在船上，我不会打牌，别人打牌消磨时间，我就照相。我身体好，不晕船，大风大浪也不在乎。你大风大浪，我照样看海鸥、看海里的金枪鱼，还有就是看书。就在这50多天时间里，我读完了一本美国新出版的《齿轮设计》。

    那次，我们同船回来五六个人。

    现在许多年轻人出国旅游，我就和他们开玩笑，问他们，你们旅游去过巴拿马运河吗？飞越过“驼峰”吗？他们的眼睛都瞪起来，年轻人有的连听都没有听说过，我就告诉他们我年轻时的这些经历。

    在美国学习了两年，我没有什么积蓄。我们在美国一个月的收入是160美元，一年后加了30美元，达到190美元。在美国生活，物价比较低，我那时还抽烟，每天一包烟，要一美元，吃顿饭也就一美元左右，可口可乐几美分。

    当时唯一的愿望是，把在美国学到的航空技术贡献给祖国。要回国了，把钱用来买一些实用的东西——书籍、资料、杂志，想到回来要用。还有因为家里穷，也给孩子和家人买了些东西。随身带的就只有50美元。但就这50美元，在上海港下船以前被骗了。

    到了上海港，我们还没有下船，就有人乘小船到轮船上来，说政府有规定，必须把美金换成法币。于是，我们很顺从地按照“政府”的要求办了，我们也不知道兑换的比价是多少，就稀里糊涂地换了。下了船，到了码头，家里来人接，我对她们说起来，家里人告诉我，你上了大当、被人家骗了。

    三月份到上海家里，以后到南京报到，当时说要到广州。

    我把爱人、孩子带到南京，孩子那时四岁多，我爱人的家在南京。后来又回到了上海，准备去广州。

    在上海，我的孩子得了病，是白喉，家里人不知道是什么病，给她吃了点六神丸一类的药，这样就有点耽误了，后来送到上海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医院，医生说需要打针——白喉血清。医院讲，要家里人自己去买药，买来才能打，孩子躺在那里，呼呼地喘气……

    我仅有的美金被骗了，没有钱，就和爱人四处奔走，直到第二天，借到钱，买了药，赶到医院的时候，孩子已经没有了。那么活泼美丽的一个孩子，我回来时带给她的衣服，穿起来很漂亮，我们的孩子就这样没有了。

    我和爱人忍受着失去女儿的悲痛，到了广州，是在贵州大定航空发动机厂广州分厂做筹建工作。在广州呆了不到三个月，那时，国民党已经分崩离析，根本没有能力再继续建厂，大家只有自己找出路。我们这些人因为从国外回来，总还有个牌子，可以在上海的一些外国公司找到工作，工资还要高出其它公司的很多，所以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就在那些公司里就业了。那么，我该往哪里去呢？

    当时我的一位同学，叫董寿莘（注11），他解放后到了北航，是发动机系的第一任系主任。他比我小一岁，比我早两个月离开了广州。他给我来了一封信，告诉我，他在北平（北京）教书，还告诉我，原来西南联大的老师——宁榥（注12）教授回到了清华，如果我同意，老师可以推荐我去教书。

    于是我决定去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