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说，“你是大有作为的”

2009/08/12

北京大学工学院机械系的讲师

（1947—1948）

 

    那是1947年10月，我打了一个假报告，借口父亲生病，需要探望，请假。当然还需要给处长送礼，那个处长姓华，我送了一些礼。请假获批准后，和爱人一起从广州到了汉口，再坐船回到南京。那时我还是军人，比去美国前升了一级，是中尉了，多了一个杠。那时还要穿军装，吊武装带。

    我爱人怀孕了，只能留在南京，准备生孩子。

    我要去北京，我找到一个关系，是我爱人的一个哥哥，他在国民党航空局里做事，是一个少校，他给我搞到一张飞机票。

    这个飞机票，现在说说很容易，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成了我的罪过，把我整得要死。造反派说我是美国特务，要我交代为什么在解放战争进行到那个程度，淮海战役快要打起来、交通已经中断的情况下，还能够搞到一张票，坐飞机到北京？这个关系不简单吧！要我交代。我怎么交代呢？就是这么糊里糊涂的、一个机会嘛！

    到了北京，我的同学董寿莘，他的爱人在燕京大学教书，我就住在他们那里。后来我才知道，董寿莘那时已经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的夫人入党时间比他的还要早，他是在他夫人影响下参加革命的，他的夫人名叫李铿，是我们在大定发动机工厂的总工程师李耀滋的妹妹。董寿莘和夫人在解放后，都到了北航工作。很可惜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她受到迫害，跳楼自杀了。

    第二天就到清华，找到我们原来的一位教授——在昆明西南联大教我们柴油机的——宁榥先生，他是北京大学工学院（注1）机械系的主任，他把我介绍到北京大学工学院，院长是马大猷，是我国著名的声学家。这个工学院是北京大学接管过来的，是原来的北平大学工学院。北京大学后来是胡适当校长。

    到了北京大学工学院，我担任了讲师，讲授航空发动机设计、发动机齿轮设计、机械原理和工程画（机械制图）四门课。

与胡适唱了一次反调

（1948）

 

    就在那个时期，我的政治生涯发生了大的变化。

    那时我是专任讲师，通货膨胀很厉害，发工资是拿麻袋装的。我是10月份到的，只身一人在北京，爱人留在了南京，托付给她的家人照顾。我住在学校集体宿舍里，晚上，电灯不好，有时候还要点油灯，看书很费眼睛，所以，有了空闲时间去其他同事的房间聊天，谈论抗日、时局等。这些同事中有宋硕、李学智、赵树林、樊恭然等，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们都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就这样，我被学校里党的地下组织注意到了，他们可能觉得我这个人还有点道道。我跟着他们参加罢课、罢教、反内战、反饥饿活动，逐步发展到他们选我担任教联会的主席。

    我记得有一次北大在沙滩开会，是胡适先生主持的，那个时候，他是北京大学的校长。他先讲话，意思是看到时局的发展，肯定北平（北京）要落在共产党的手中，动员大家坐飞机跑，随他一起南下。

    我们就反对，说我们这样一个有名的大学，应该继承北大“民主与科学”的光荣传统，应该继续在这里干下去。在那次会议上，我代表教师上台发言，声明我们爱国，要留下来。说起来，胡适还是有点雅量的，没有找特务把我抓起来。

    我们还在学校里演出活报剧，请费孝通、潘光旦这样的名教授来学校作报告，我们很活跃。

“吴蔚升”改名为“吴大观”

（1948）

 

    到了1948年的暑假，我就得到消息，说北平公安局的黑名单上有了我的名字。这时，地下党的一位同志——袁永厚，当时是助教——问我：“吴先生，想不想去解放区啊？”我一听非常高兴，立即答应去。之后就作了两个多月的准备工作，化妆、准备身份证等。

    经过一段时间准备，我找了个借口，讲自己的妈妈有病，要回上海探望。我向学校请了假，离开了学校。那时，我的一个弟弟，原来在贵州念医大，到了北京我这里，也找不到工作。我和自己的爱人、孩子，还有这个弟弟，一家四口人通过地下党，由北平坐火车到天津，在地下组织安排的地方住了一个晚上。

    我装扮成从沈阳逃难回来，做照相馆生意的。因为别的我也不会装，只会照相，这样还实在一点。

    然后就坐火车，那时的火车只能通到唐官屯车站，到了那以后，换乘两个轮子的马车，晚上就住在大车店。再过一条河，就是解放区了，那个高兴啊！后来到沧州住了一个晚上。为了安全，把我的名字改了，我的名字原来叫吴蔚升，这时改成为吴大观。我爱人的名字原来是华允娥——一听就是女同志的名字——改为华国，有点男同志的感觉了。

    从沧县到泊镇，泊镇是华北地下党活动的据点，有不少从北京来的民主人士，包括教师、教授、青年知识分子。

    后来又从泊镇到了石家庄。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1948—1949）

 

    石家庄当时是华北人民政府所在地。到达石家庄以后，见到很多学生、教师，清华的、北大的都有。我们住在华北人民政府交际处。

    接待我的是聂荣臻，现在大家叫他聂帅，那时叫聂司令。他设宴招待我、我爱人和孩子。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一句话，我一直都记得很清楚。他问我，吴先生原来是做什么的啊？我告诉他，我原来是干航空发动机的，在贵州，后来到美国去学习……我告诉他，我看国民党没有希望，不可能搞飞机、发动机。我说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投奔共产党、投靠解放区，希望将来造飞机、造发动机。我记得，在向聂荣臻同志说了自己的想法以后，聂司令非常高兴，他大声地对我说：“吴先生，很好啊！没问题，你将来大有作为。”他的话给了我很大鼓励。

    那天，吃的是火锅、羊肉，大吃了一顿，吃得非常开心。

    聂荣臻同志穿的军装是从日本人手里缴获的，一件皮子大衣，他那时很年轻，人也很精神。后来，我一直就没有机会再与聂帅单独接触，只是在一些会议上见到他。

共产党的接管人员

（1949—1951）

 

    在石家庄呆了一个月，1948年12月，已经准备和平解放北京了。我随解放北平的队伍，参加了入城接管矿冶研究所的工作。

    我所在的单位是华北人民政府企业部，我和孟少农一起，随企业部去北平做接管工作。开始住在石景山，那时那里有钢铁厂、发电厂还有煤矿。到那些地方学习其他同志如何做接管工作，听老干部做一些宣传工作，受一些教育。

    住到第二年3月份，我们进了北京。我接管的是国民党的矿冶研究所，那个研究所里全是知识分子，里面还有一位在美国一起接受培训的同事。看到我，很高兴，哎，老熟人！但不一样了，我是军管会的土八路，穿一身棉军装。

    在那里干了大半年，1949年3月份去的，10月份离开了。另外派人接替了我的工作。调我去了中央重工业部，何长工当部长。我在计划司，司长是徐驰，也是从石家庄过来的，我就在他那里，在技术科。

    没过两个月，1949年11月，重工业部成立航空工业局筹备组，我担任筹备组的组长，当时孟少农是汽车组的组长。我带了几个人，去南京搞接收航空技术人员的工作，接管国民党的很多搞航空的人员，那些人我也不认识，包括国民党航空局的副局长等。我们接管的人当中有一位是后来到南航的张阿舟，他是我们航空系统的五个暂不离退休人员（注2）中的一个。这五个人是西工大的季文美（注3）、部系统的我、北航的沈元、宁榥，再就是南航的张阿舟（注4）。

    我带人去了南京，给那些人填表，把他们安顿好。他们中间有的要到北京来工作，都需要安排好。还有一些人是到北京来报到的，包括我在大定时期的厂长王士倬。

    王士倬是清华大学的名教授，钱学森在清华读书的时候，王士倬是他的老师。早在1934年，清华大学即在工学院机械工程系设立了三个组：原动力工程组、机械制造工程组和航空工程组。航空工程组是我国最早创办的航空工程专业，1934—1935年，王士倬教授主持设计、建成了我国第一座航空风洞。

    我曾经向当时重工业部的领导建议与王士倬谈一次话。部领导接受了这个建议，谈了一次，但谈得很不愉快，可以说是不欢而散。

    1951年初，筹备组工作结束，航空工业局（那时叫四局）正式开始工作。当时在北京没有地方，就到了沈阳。所以说，新中国航空工业开始的时候，领导机关是在沈阳。1951年3月，航空工业局成立，我们几个人，有段子俊（注5）、徐昌裕（注6），还有两位，一个叫陈平、一个叫陈一民，后来就离开了，都是老干部，我与他们都不熟悉。我是最年轻的，也是最不懂事的一个。

    对于徐昌裕副局长，我很敬佩。他是从延安过来的老干部，政治上是很强的。我清楚地记得，我和几位新参加革命的同志，开始时对组织程序等都不太了解，不懂得应该怎样工作。他很耐心地教育我们，“我们每天到班上，坐在办公桌旁，首先应该想到的是，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为国家工作的，责任重大。”这些话我也是记了一生，受益匪浅。他还告诉我们，应该注意学习党的报纸。他说，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应该认真学习，了解社会动态和中央的政策精神。他还教我们怎样读人民日报，第一版是国内新闻，第二版是国际新闻……应该怎样去找自己需要的消息等。他教给我的这些，让我形成了习惯，并且一直保持到今天。

    以后，他分工抓飞机，我就和他接触得少了。但他留给了我很深刻的印象。

    那时在沈阳，没有别的工作，最主要的工作是抗美援朝，朝鲜战场上的飞机下来就要修理。那时，正是抗美援朝战争紧张的时候，修理任务繁重，局机关的人下到工厂组织生产。我去了111厂，了解发动机维修和零备件生产、制造情况。

    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是有一套办法的，修理飞机、发动机都在火车上，一列火车拉过来，什么设备都有，就装在火车上，拉到一个地方，下来就可以修理飞机、发动机。那个火车从莫斯科到哈尔滨，再就到了沈阳，就在沈阳112厂修理米格飞机。

    那时我是在生产准备科，担任科长，还有徐舜寿（注7）、顾诵芬（注8）、刘多朴等人，我们在一起。

    徐舜寿才华出众，他比我年纪小，但他上清华很早，据说他刚满16岁，就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机械系。1949年5月，徐舜寿被分配到东北航空学校机务处工作，不久就随解放军南下，调查南京国民政府空军机场和航空工业设施，参加机场修建工程。同年9月，他调任新成立的华东军区航空工程研究室飞机组副组长。我在进北京搞接管的时候，他在南京、上海，是负责华东工业局的，也是搞接管工作。

    当时111厂在马路东侧，在410厂对面，后来这个厂归属航天工业部了。厂子里有一个白楼，“日本鬼子”盖起来的，美国人轰炸，炸掉了一半。我们在那的二层办公。因为航空工业局还在筹办，所以具体修理工作主要还是靠工厂。这期间，我们的办公地点变了好几次。

    那时很紧张啊！试车台日夜不停地试车，扰民！老百姓有意见，群众反映小孩睡不着觉，鸭子生不了蛋。

    后来就准备成立六大厂，即沈阳的112、410，哈尔滨的120、122，南昌的320，株州的331。当时苏联提供了不少新的喷气发动机生产工艺资料，对我们来说，这是最好的学习机会。

“由修理到制造，我们的道路要这样开始”

（1951—1956）

 

    1952年，航空工业局机关迁回北京，先是在福绥境，后来在德胜门里的果子市，是一栋小楼。我那时在局里是在生产处，还有飞机处、特设处等。我在局里先后担任第二生产处副处长、处长。

    那个时候，周总理曾经说过，我们国家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五六亿人口，这么大的一个大国家，我们的空军要保卫我们祖国领空，靠买人家的飞机是不行的，要自己制造，要由小到大，由修理到制造，我们的道路要这样开始。

    所以最初的任务是修理飞机和制造零备件，后来就开始了仿制。在苏联的援助下，1954年7月，新中国生产的第一架飞机——初教5试制成功。紧接着，1956年，又试制成功国产第一架喷气歼击机——歼5，同年，沈阳410厂试制涡喷—5发动机成功。

    我那时想的最多的是，我们应该自己设计发动机，不能满足仿制成功。徐舜寿当时是第一生产处处长，我是第二生产处处长。我们两人商量，飞机、发动机都仿制出来了，接下来应该搞自己的。我们开始想自己设计飞机、发动机了。

    现在想起来，那时真是有点无知，很幼稚，幼稚得可笑，根本不知道发展航空发动机这个河水的深浅。但有一条，热情很高，总想着现在是大好时光，要是能够把中国自己的飞机造出来多好、多伟大，但没有经验。